俄乌冲突陷入胶着之际，一篇直指“普京无停火可能”的评论文章引发热议。作者亚历山大・J・莫蒂尔不仅抛出“特朗普想拿诺贝尔和平奖，必须先解决普京”的尖锐观点，还列出五大理由断言普京“绝不会主动结束俄乌冲突”，甚至提及“冲突结束后俄罗斯会成中朝附庸”…这篇被不少西方媒体转载的评论，究竟揭示了哪些现实，又存在哪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当地时间8月26日（周二），美国媒体《国会山报》刊文指出，政治学教授亚历山大·J·莫蒂尔认为，特朗普若想以持久和平结束俄乌冲突，必须直面核心根源普京；文章还列出五大理由，称普京绝不会主动停火，同时质疑特朗普及其顾问未能认清普京对和平毫无兴趣的事实。

△资料图：The Hill报道截图。标题可译为：普京绝不会结束对乌战争的五大原因。

文章首先抛出一个核心判断：俄乌要实现持久和平，要么双方达成均不满意的妥协，要么俄罗斯主动放弃这场冲突，但两种情况都需靠武力迫使俄让步，因为普京本身毫无和平意愿。这个观点的出发点，是基于对普京个人立场与俄罗斯国内现状的分析，有一定现实参考性，但细究起来，每个支撑理由都存在可探讨的空间。

文章认为，普京坚信“摧毁乌克兰才能让俄罗斯生存”，甚至将消灭乌克兰独特民族视为“imperative”（必须完成的任务）。从公开信息看，普京确实多次在公开讲话中强调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历史联系”，否认乌克兰作为独立国家的历史合法性，这一点文章的判断与事实相符。

但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几乎完全忽略了俄罗斯国内的不同声音：俄独立媒体曾报道，部分民众对冲突持续导致的人员伤亡、经济压力表达不满，甚至有俄国内精英私下担忧长期冲突会耗尽国家潜力，这些声音虽未成为主流，却也说明“普京个人意志等同于俄罗斯全体立场”的表述略显绝对。

紧接着，文章提出“普京与冲突深度绑定，唯有全胜才能保政治甚至物理生存”，理由是冲突已造成超100万俄人伤亡、摧毁俄经济潜力，这里的数据与联合国及国际组织此前发布的俄乌冲突伤亡统计、俄罗斯经济增速报告有部分吻合，毕竟俄官方也承认冲突对民生和经济的影响。

不过，文章没考虑到战场态势的动态变化：近期有西方媒体报道，乌军在部分战线发起反攻，俄在关键区域的防御压力增大，若战场局势持续不利于俄，普京所谓的“全胜”目标是否还能坚持？此前俄也曾调整过军事行动重点，从“全面进攻”转向“巩固东部战线”，这说明其战略目标并非完全不可调整，文章的“唯有全胜”表述稍显极端。

文章还提到，普京担心战争结束后，数十万解甲士兵会引发社会动荡甚至推翻政权，理由是“俄罗斯历史上有饥饿士兵推翻政权的先例”。从历史角度看，沙俄时期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苏联解体前的社会动荡确实与士兵不满有一定关联，文章的历史参照有合理性。

但问题在于，文章完全没提及俄罗斯政府可能的应对措施，即俄国防部此前公开表示，会为退伍士兵提供就业培训、住房补贴等安置政策，虽然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有待观察，但不能直接断定士兵返乡必然引发动荡，忽略官方应对的分析显得不够全面。

关于“战时经济惠及俄民众与精英，结束恐致衰退”的说法，文章认为战时经济让部分群体受益，结束转型会有阵痛，这一点能找到支撑：俄军工企业今年上半年的利润同比增长显著，部分与军工相关的地区就业数据也有所上升，可文章避而不谈战时经济的副作用。

俄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俄民用工业产值同比下降4.2%，食品、能源等生活必需品价格涨幅超过10%，普通民众的实际购买力在下降。因此，文章只强调“受益面”而不提“受损面”，让这一理由的客观性打了折扣。

△资料图：当地时间2025年7月1日，自由欧洲电台 / 自由电台（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RFE/RL）报道称，在俄罗斯国防工业制造商工作的人员，比如格罗兹尼这家生产军用服装和制服的服装厂的工人，由于劳动力短缺，赚取的工资高于平均水平。（图片源自：塔斯社）

最值得商榷的是文章对中俄关系的表述，称“冲突结束后俄罗斯会变成中国和朝鲜的附庸”，这一说法明显带有西方视角的偏见：中国始终坚持不结盟、平等互利的外交政策，中俄关系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非所谓的“附庸”：中国既没向俄提供军事援助，也没在经济上对俄形成“控制”，反而在能源、贸易等领域保持平等合作，这是中国官方多次强调的立场，也是国际社会有目共睹的事实。

该文作者之所以有这样的表述，大概率是受西方对中俄关系的刻板印象影响，忽略了两国关系的本质。

综合来看，这篇文章对普京个人立场和俄罗斯国内部分问题的分析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也存在视角单一、忽略关键变量、带有主观偏见的局限。

那么，问题来了：若俄乌战场态势持续胶着，俄国内对冲突的容忍度是否会进一步下降，进而影响普京的决策？特朗普若真推动俄乌和谈，除了“针对普京”，是否还有兼顾乌克兰主权与俄罗斯安全关切的中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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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作者个人简介：

公开资料显示，该文作者——亚历山大·J·莫蒂尔，是美国罗格斯大学纽瓦克分校政治学教授，也是研究后苏联空间问题的权威学者。1953年出生的他拥有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早年曾在该校俄罗斯研究所（现哈里曼研究所）深耕，担任民族与西伯利亚研究项目主任及研究所副所长，学术生涯早期便奠定了对苏联、俄罗斯及乌克兰问题的研究根基。

他的研究领域聚焦乌克兰、俄罗斯及苏联历史，尤其在民族主义、革命理论与帝国研究领域造诣深厚。作为多产学者，他出版8部学术专著，编辑或合编超过15卷研究成果，代表作《帝国的终结：帝国的衰落、崩溃与复兴》构建了分析帝国结构的理论框架，提出连续型、间断型与混合型帝国分类模型，另一部著作《帝国为何重现》则从比较视角剖析帝国兴衰规律。

此外，《革命、国家、帝国：概念局限与理论可能》、《独立的困境：极权主义之后的乌克兰》等作品，进一步拓展了对后苏联国家转型的研究。

学术影响力方面，他2019年获颁“奥梅利安与塔季扬娜·安东诺维奇”（Omelian and Tatiana Antonovych）基金会奖，还被学术影响力机构评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政治学家”第六名。除学术研究，他积极参与公共政策讨论，为《外交政策》、《19 FortyFive》《基辅邮报》等媒体撰写专栏，俄乌冲突期间在《国家利益》等平台发表多篇分析文章，主张乌克兰应聚焦收复克里米亚以扭转战局。

莫蒂尔还是跨界创作者，兼具诗人、小说家与视觉艺术家身份。他出版《Vanishing Points》等诗集，创作《威士忌神父》、《谁杀了安迪·沃霍尔》等十余部小说，其画作在纽约、多伦多等地举办个展，部分作品被纽约乌克兰博物馆永久收藏，这种跨领域经历，使其学术研究常融合历史纵深与人文视角，成为连接苏联学研究与当代地缘政治分析的重要学者。